《自由软件，自由社会》（第三版）序言及前言
时间:2017-01-10 20:39 来源:linux.it.net.cn 作者:IT
第三版序言
Copyright © 2015 自由软件基金会。
给理查德·斯托曼的情书，作者雅各·阿贝尔鲍姆
我们生活在由机器构成的信息社会里。
软件和硬件对我们的信息时代和互联网一样重要。自由软件被称为是革命性的政治理论，就如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应该能够控制那些延伸我们身体的机器。这个被自由软件基金会支持的理论，已经成为过去三十年来数万人的实践和传统。
自由软件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承认了软件和硬件系统在我们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批判之前和现在的制度是必要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无法修改既存制度。我们成为了别人制造的那些不公道制度的牺牲品，而他们本身就是不公道的。而这些制度的产出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特别是当我们被迫接受这些制度安排，尤其是当它们已变成标准化和品牌标准的时候。自由软件并不仅仅只是批评：它可以成为提供自由的替代品，依赖于自由的标准，自由地为大众使用。
自由软件提供了一种转变的范例，我们可以自由的从前人那里理解并学习，自由地成长和分享，从错误中学习，从学习中受益，并分享这些益处给每一个人。当我们用 Copyleft 的时候，我们能确保以后的用户都能从我们的作品中获得同样的自由。自由软件确保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解码数据的全部历史。这不仅确保了我们的自由权益，同样也包括他们的。
在当今这个大规模监控的时代，自由软件通过它的可验证性机制带来了必须的透明性。自由软件让我们可以通过加密，来确保数据完整性、身份认证以及匿名我们自己。在一个不断深入私有化的世界里，我们发现自由软件给出了通向自由社会的一个公共支柱。我们无法列举自由软件的好处，因为我们无法道尽自由本身的好处。推广自由软件的事业是不会终了的，就如同为正义的声索，并且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推广自由软件的事业是困难的，我们需要秉持排除万难的坚定意志来倡导和推动自由软件。
投身于自由软件不仅仅是对于知识，同时也包括授权：授权学习，授权修改，授权分享，以及授权使之能够被分享。争取信息时代的自由需要拒绝在自由软件核心原则上妥协，并且要有牺牲精神。很多人可能拒绝这些负担，他们只想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人却在努力增加人类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实现自由软件，我们能发现一种面向长期愿景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不仅增加了知识，同时切实可行的的将这些知识自由地分享给所有人。这份崇高的事业以其无差别的关怀泽及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实到超现实，自由软件都被涉及。
理查德·斯托曼是一位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为这个世界推出了自由软件。而他撰写文章中涉及的论题，被信息时代和之后创立制度及系统的人们广泛阅读和诠释，已成为数十年来必读的经典。他一生致力于人性解放事业，同时这本书也介绍了如何为这项事业提供帮助。
雅各·阿贝尔鲍姆
雅各·阿贝尔鲍姆，美国独立记者，计算机安全研究员，艺术家和黑客。受雇于华盛顿大学，曾是 Tor 项目的核心开发者。——译者注
第一版序言
Copyright © 2002 自由软件基金会。
每一个时代都有引领时代发展的哲学家——也许是一个作家亦或一个艺术家。有时这些人家喻户晓，有些则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将其理念变为现实。无论是否为人熟知，一个时代会为这些抒发理想的人留下印记，他们或是盈盈细语于诗歌，或是揭竿而起于政治运动。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哲学家。他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专职作家。他是一位程序员。理查德·斯托曼是 MIT 的程序员以及操作系统架构师。作为程序员和架构师，他创立了一项在这个日益由“代码”决定的世界里争取自由的运动，从此开始了他在大众生活舞台上的职业生涯。
“代码”是一项使计算机运行的技术。无论是写在软件里或者烧在硬件上，都是由一系列指挥机器运行并写成文字的指令组成。这些机器——计算机日益定义并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了电话如何接通，电视上播什么节目；它们决定了视频是否能够通过视频流传到计算机上；它们也控制了计算机汇报给其制造商哪些信息。这些机器为我们服务，而代码控制这些机器。
我们应该如何控制这些代码？怎么理解它们？启用控制时应该有什么自由与之匹配？有什么样的权力？
这些问题也挑战着斯托曼的生活。通过他及他的作品，让我们明白了代码“自由”的重要性。这里的 free 并非表示写代码的人不能得到报偿，而是意味着程序员将代码透明给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控制代码，并按照自己的需求修改。这就是“自由软件”；“自由软件”为这个由代码构成的世界做了回答。
“Free”，斯托曼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颇有怨言。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可悲叹的，模糊的概念迫使人们去思考，“Free”这个词着实足够启发思考。对当代美国人而言，“自由软件”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完全无法实现的，空洞的，甚至连午餐，也是免费的。那些控制着世界上最重要机器的代码怎么能是“免费的”。一个理性的社会怎么能主张这样的理想？
但“free”一词的奇怪意思只是对我们而言，而不是这个词汇本身。Free 一词有很多意思，只有一个是表示免费。更多的则表示是自由。斯托曼说，把它称为“言论自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劳动”较为恰当，并不是表示没有花费，而是表示没有被他人控制和限制。
这种机制通过一种“copyleft”模式的 GPL 许可证得以体现。基于 copyleft 条款赋予的权力，“自由软件”不仅仅是开放的，更保证了修改自由，且其他使用自由软件（技术上称为“派生”）的也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你使用了一个自由软件程序，并公开发布了修改版，那么修改版也和原版一样是自由的。这是必须的，否则会违反版权法。
“自由软件”与自由社会一样，也有其敌人。微软发起了针对 GPL 的战争，警告所有人 GPL 是一种“危险的”许可证。事实上，它说的危险性很大程度上是欺骗性的。还有反对者认为 GPL “强迫”修改版也必须是自由的。光看这一条不能判断是否强迫。微软拒绝允许用户发布修改过的 Office 软件而不需要支付（假设）数百万的费用，如果这还不是强迫的话，那么 GPL 坚持的修改自自由软件的软件也必须是自由的，也不是强迫。
有些人认为斯托曼的言论太过极端，然而并不极端。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斯托曼的作品只是将代码出现之前世界的自由简单翻译过来了。“自由软件”能确保代码世界的秩序与之前的传统是一样“自由的”。
比如：一个“自由的社会”是由法律来规范的。然而任何自由社会的法律对这些都有限制：没有自由社会可以用秘密法律。在传统上没有政府可以对其治理的对象隐藏规范。法律能够起效，只在明显公平正义的情况下才可以。只有当法律的条款是可以被其监管的人或其管理的管理者（律师，立法机构）知悉和控制时，法律才是可见的。
法律的这种条件超出了立法者的工作。来想想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吧。当事人雇用律师来提高利益，有时候这种利益通过诉讼得以提升。在诉讼过程中，律师写出诉讼状，这些诉讼状反过来影响法官写下的意见。这些意见决定谁能够在案件中获胜，或者某法律条文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
这个过程中的所有材料都符合斯托曼所说的自由。诉讼简报是公开的，别人可以自由使用。论据是透明的（不等于说就是好的），论证过程也无需原律师的允许就可以拿走。法官意见可以在之后的诉讼摘要里引用，并可以复制或综合到别的诉讼简报或意见中。美国法律的“源代码”在设计上和原则上，对任何使用它的人都是开放和自由的。拿律师来说，借由重复使用之前案件的材料，律师发挥了创造力，可以作出最佳的诉讼简报。原始资料是自由的，创新和经济都是在其上建立的。
自由代码（这里指法律代码）的经济并没有扼杀律师。尽管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和复制他们做成的东西，律师事务所仍然有足够动机来作出好的诉讼简报。律师也是手艺人，他或她的产品是公开的。但是这种工艺不是慈善行为。律师能得到收入，公众没有不给他们工作报酬。相反，这种经济能够蓬勃发展恰是因为之后的工作可以弥补前面的。
我们来设想一种不同的法律实践——案情和证据都是保密的，判决只有结果而没有论证，法律只由警方把持而其他人看不到，法规条令也不经解释如何执行。
我们尽可以设想这样的社会，但却不能称其为“自由”。无论是否有更好的动机，或更有效率的分配，这样的社会都无法认为是自由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生活理想并不仅仅只是高效的分配。而是在开放和透明的前提下建立法律的限制，不能因为对领导人有利就加入相应的选项。由软件代码治理的生活也不能比这个更差。
编写代码不是诉讼。它更好，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创造性和动机并不依赖于对创作产品的完全控制，法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类似爵士乐、小说或者建筑，法律条文是基于既有的基础而建立的。这种增补和改变一直是创新的体现。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保证其最重要的资源一直是自由的，这才像话。
这本书以一种使之更微妙且权力更明确的方式，收录了理查德·斯托曼的著作和演讲。这些文章跨度很大，从版权到自由软件运动的历史，包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论点，其中尤其是对数字世界中版权受到怀疑的变化的情况的深刻见解。这些文章是理解他思想的源泉，理解他的激情和他的正直，即使其他方面都不及此。这些文章将会启发那些接受他的理念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人们。
我并不十分了解斯托曼，但我很清楚他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求胜心切，常常不耐烦。他对朋友可以像对敌人一样火冒三丈。他很强硬，不屈不挠，但却也很有耐心。
当我们的世界最终理解了代码的威力和危险，终于认识到代码和法律、政府一样，必须透明才能获得自由时，不妨回首看着这位强硬且不屈不挠的程序员，会发现他终身奋斗的景象终于实现：自由和知识可以在编译器下幸存。我们会认识到没有人能像斯托曼这样，可以为社会获得自由而奋斗和发声。
然而我们尚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在捍卫自由的时候也许会失败。然而无论胜败，这些作品都展现了自由的景象。创作这些作品的生活中，会启发那些就像斯托曼一样，为自由而战的人们。
劳伦斯·莱斯格
劳伦斯·莱斯格，是一位美国学者暨学术与政治的行动主义者，哈佛法学院法学教授。他还是知识共享发起委员、软件自由法律中心（SFLC）委员、阳光基金会咨询委员与电子前哨基金会（EFF）前任委员。——译者注
前言
此第三版《自由软件，自由社会》将第二版的很多文章更新了，并加入了很多新文章，其中三分之一都是新文章。
与前几版一样，此书首先介绍了自由软件的原则和哲学。讲述了软件为何必须自由，并解释了我们的原则是如何指导实践活动的，以及解决了有关硬件自由设计的问题。
如何称呼以及对自由软件的框定会影响我们的思考。企业通过术语来推广他们的理念，接受了相应术语也就支持了他们。因此，在这一版中，我们加入了新的文章来讲解 FSF（自由软件基金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么称呼这些术语。
"版权"这一部分节录了讨论版权相关法律问题的演讲，并说明如何修改这些法律。
“专利”这一部分设想了一个解决计算机领域专利问题的方案。我将专利和版权分开讨论，是因为这两点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
“许可证”这一部分大体并没有改变，依旧讲述了 GNU 的各个许可证，还有 Brett Smith 讲述的各个许可证的历史变迁，并用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软件项目必须升级到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
这一版继续阐述自由软件社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各种危险和陷阱，包括了当下的非自由游戏、电子书和持续威胁的电子监控。
我希望此书可以告诉你，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自由，教会你如何保护，并启发你珍视自由。
要感谢 Jeanne Rasata 管理此项目，编辑书目，排版文字，并建立目录。还要感谢 Karl Berry 协助解决 Texinfo 技术问题，以及 Kyle Winfree 设计和排版此书的封面。
理查德·斯托曼
(责任编辑：IT)
第三版序言Copyright © 2015 自由软件基金会。 给理查德·斯托曼的情书，作者雅各·阿贝尔鲍姆 我们生活在由机器构成的信息社会里。 软件和硬件对我们的信息时代和互联网一样重要。自由软件被称为是革命性的政治理论，就如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应该能够控制那些延伸我们身体的机器。这个被自由软件基金会支持的理论，已经成为过去三十年来数万人的实践和传统。 自由软件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承认了软件和硬件系统在我们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批判之前和现在的制度是必要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无法修改既存制度。我们成为了别人制造的那些不公道制度的牺牲品，而他们本身就是不公道的。而这些制度的产出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特别是当我们被迫接受这些制度安排，尤其是当它们已变成标准化和品牌标准的时候。自由软件并不仅仅只是批评：它可以成为提供自由的替代品，依赖于自由的标准，自由地为大众使用。 自由软件提供了一种转变的范例，我们可以自由的从前人那里理解并学习，自由地成长和分享，从错误中学习，从学习中受益，并分享这些益处给每一个人。当我们用 Copyleft 的时候，我们能确保以后的用户都能从我们的作品中获得同样的自由。自由软件确保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解码数据的全部历史。这不仅确保了我们的自由权益，同样也包括他们的。 在当今这个大规模监控的时代，自由软件通过它的可验证性机制带来了必须的透明性。自由软件让我们可以通过加密，来确保数据完整性、身份认证以及匿名我们自己。在一个不断深入私有化的世界里，我们发现自由软件给出了通向自由社会的一个公共支柱。我们无法列举自由软件的好处，因为我们无法道尽自由本身的好处。推广自由软件的事业是不会终了的，就如同为正义的声索，并且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推广自由软件的事业是困难的，我们需要秉持排除万难的坚定意志来倡导和推动自由软件。 投身于自由软件不仅仅是对于知识，同时也包括授权：授权学习，授权修改，授权分享，以及授权使之能够被分享。争取信息时代的自由需要拒绝在自由软件核心原则上妥协，并且要有牺牲精神。很多人可能拒绝这些负担，他们只想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人却在努力增加人类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实现自由软件，我们能发现一种面向长期愿景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不仅增加了知识，同时切实可行的的将这些知识自由地分享给所有人。这份崇高的事业以其无差别的关怀泽及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实到超现实，自由软件都被涉及。 理查德·斯托曼是一位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为这个世界推出了自由软件。而他撰写文章中涉及的论题，被信息时代和之后创立制度及系统的人们广泛阅读和诠释，已成为数十年来必读的经典。他一生致力于人性解放事业，同时这本书也介绍了如何为这项事业提供帮助。
雅各·阿贝尔鲍姆 雅各·阿贝尔鲍姆，美国独立记者，计算机安全研究员，艺术家和黑客。受雇于华盛顿大学，曾是 Tor 项目的核心开发者。——译者注 第一版序言Copyright © 2002 自由软件基金会。 每一个时代都有引领时代发展的哲学家——也许是一个作家亦或一个艺术家。有时这些人家喻户晓，有些则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将其理念变为现实。无论是否为人熟知，一个时代会为这些抒发理想的人留下印记，他们或是盈盈细语于诗歌，或是揭竿而起于政治运动。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哲学家。他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专职作家。他是一位程序员。理查德·斯托曼是 MIT 的程序员以及操作系统架构师。作为程序员和架构师，他创立了一项在这个日益由“代码”决定的世界里争取自由的运动，从此开始了他在大众生活舞台上的职业生涯。 “代码”是一项使计算机运行的技术。无论是写在软件里或者烧在硬件上，都是由一系列指挥机器运行并写成文字的指令组成。这些机器——计算机日益定义并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了电话如何接通，电视上播什么节目；它们决定了视频是否能够通过视频流传到计算机上；它们也控制了计算机汇报给其制造商哪些信息。这些机器为我们服务，而代码控制这些机器。 我们应该如何控制这些代码？怎么理解它们？启用控制时应该有什么自由与之匹配？有什么样的权力？ 这些问题也挑战着斯托曼的生活。通过他及他的作品，让我们明白了代码“自由”的重要性。这里的 free 并非表示写代码的人不能得到报偿，而是意味着程序员将代码透明给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控制代码，并按照自己的需求修改。这就是“自由软件”；“自由软件”为这个由代码构成的世界做了回答。 “Free”，斯托曼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颇有怨言。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可悲叹的，模糊的概念迫使人们去思考，“Free”这个词着实足够启发思考。对当代美国人而言，“自由软件”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完全无法实现的，空洞的，甚至连午餐，也是免费的。那些控制着世界上最重要机器的代码怎么能是“免费的”。一个理性的社会怎么能主张这样的理想？ 但“free”一词的奇怪意思只是对我们而言，而不是这个词汇本身。Free 一词有很多意思，只有一个是表示免费。更多的则表示是自由。斯托曼说，把它称为“言论自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劳动”较为恰当，并不是表示没有花费，而是表示没有被他人控制和限制。 这种机制通过一种“copyleft”模式的 GPL 许可证得以体现。基于 copyleft 条款赋予的权力，“自由软件”不仅仅是开放的，更保证了修改自由，且其他使用自由软件（技术上称为“派生”）的也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你使用了一个自由软件程序，并公开发布了修改版，那么修改版也和原版一样是自由的。这是必须的，否则会违反版权法。 “自由软件”与自由社会一样，也有其敌人。微软发起了针对 GPL 的战争，警告所有人 GPL 是一种“危险的”许可证。事实上，它说的危险性很大程度上是欺骗性的。还有反对者认为 GPL “强迫”修改版也必须是自由的。光看这一条不能判断是否强迫。微软拒绝允许用户发布修改过的 Office 软件而不需要支付（假设）数百万的费用，如果这还不是强迫的话，那么 GPL 坚持的修改自自由软件的软件也必须是自由的，也不是强迫。 有些人认为斯托曼的言论太过极端，然而并不极端。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斯托曼的作品只是将代码出现之前世界的自由简单翻译过来了。“自由软件”能确保代码世界的秩序与之前的传统是一样“自由的”。 比如：一个“自由的社会”是由法律来规范的。然而任何自由社会的法律对这些都有限制：没有自由社会可以用秘密法律。在传统上没有政府可以对其治理的对象隐藏规范。法律能够起效，只在明显公平正义的情况下才可以。只有当法律的条款是可以被其监管的人或其管理的管理者（律师，立法机构）知悉和控制时，法律才是可见的。 法律的这种条件超出了立法者的工作。来想想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吧。当事人雇用律师来提高利益，有时候这种利益通过诉讼得以提升。在诉讼过程中，律师写出诉讼状，这些诉讼状反过来影响法官写下的意见。这些意见决定谁能够在案件中获胜，或者某法律条文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 这个过程中的所有材料都符合斯托曼所说的自由。诉讼简报是公开的，别人可以自由使用。论据是透明的（不等于说就是好的），论证过程也无需原律师的允许就可以拿走。法官意见可以在之后的诉讼摘要里引用，并可以复制或综合到别的诉讼简报或意见中。美国法律的“源代码”在设计上和原则上，对任何使用它的人都是开放和自由的。拿律师来说，借由重复使用之前案件的材料，律师发挥了创造力，可以作出最佳的诉讼简报。原始资料是自由的，创新和经济都是在其上建立的。 自由代码（这里指法律代码）的经济并没有扼杀律师。尽管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和复制他们做成的东西，律师事务所仍然有足够动机来作出好的诉讼简报。律师也是手艺人，他或她的产品是公开的。但是这种工艺不是慈善行为。律师能得到收入，公众没有不给他们工作报酬。相反，这种经济能够蓬勃发展恰是因为之后的工作可以弥补前面的。 我们来设想一种不同的法律实践——案情和证据都是保密的，判决只有结果而没有论证，法律只由警方把持而其他人看不到，法规条令也不经解释如何执行。 我们尽可以设想这样的社会，但却不能称其为“自由”。无论是否有更好的动机，或更有效率的分配，这样的社会都无法认为是自由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生活理想并不仅仅只是高效的分配。而是在开放和透明的前提下建立法律的限制，不能因为对领导人有利就加入相应的选项。由软件代码治理的生活也不能比这个更差。 编写代码不是诉讼。它更好，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创造性和动机并不依赖于对创作产品的完全控制，法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类似爵士乐、小说或者建筑，法律条文是基于既有的基础而建立的。这种增补和改变一直是创新的体现。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保证其最重要的资源一直是自由的，这才像话。 这本书以一种使之更微妙且权力更明确的方式，收录了理查德·斯托曼的著作和演讲。这些文章跨度很大，从版权到自由软件运动的历史，包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论点，其中尤其是对数字世界中版权受到怀疑的变化的情况的深刻见解。这些文章是理解他思想的源泉，理解他的激情和他的正直，即使其他方面都不及此。这些文章将会启发那些接受他的理念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人们。 我并不十分了解斯托曼，但我很清楚他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求胜心切，常常不耐烦。他对朋友可以像对敌人一样火冒三丈。他很强硬，不屈不挠，但却也很有耐心。 当我们的世界最终理解了代码的威力和危险，终于认识到代码和法律、政府一样，必须透明才能获得自由时，不妨回首看着这位强硬且不屈不挠的程序员，会发现他终身奋斗的景象终于实现：自由和知识可以在编译器下幸存。我们会认识到没有人能像斯托曼这样，可以为社会获得自由而奋斗和发声。 然而我们尚没有获得自由。我们在捍卫自由的时候也许会失败。然而无论胜败，这些作品都展现了自由的景象。创作这些作品的生活中，会启发那些就像斯托曼一样，为自由而战的人们。
劳伦斯·莱斯格 劳伦斯·莱斯格，是一位美国学者暨学术与政治的行动主义者，哈佛法学院法学教授。他还是知识共享发起委员、软件自由法律中心（SFLC）委员、阳光基金会咨询委员与电子前哨基金会（EFF）前任委员。——译者注 前言此第三版《自由软件，自由社会》将第二版的很多文章更新了，并加入了很多新文章，其中三分之一都是新文章。 与前几版一样，此书首先介绍了自由软件的原则和哲学。讲述了软件为何必须自由，并解释了我们的原则是如何指导实践活动的，以及解决了有关硬件自由设计的问题。 如何称呼以及对自由软件的框定会影响我们的思考。企业通过术语来推广他们的理念，接受了相应术语也就支持了他们。因此，在这一版中，我们加入了新的文章来讲解 FSF（自由软件基金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么称呼这些术语。 "版权"这一部分节录了讨论版权相关法律问题的演讲，并说明如何修改这些法律。 “专利”这一部分设想了一个解决计算机领域专利问题的方案。我将专利和版权分开讨论，是因为这两点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 “许可证”这一部分大体并没有改变，依旧讲述了 GNU 的各个许可证，还有 Brett Smith 讲述的各个许可证的历史变迁，并用一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软件项目必须升级到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 这一版继续阐述自由软件社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各种危险和陷阱，包括了当下的非自由游戏、电子书和持续威胁的电子监控。 我希望此书可以告诉你，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自由，教会你如何保护，并启发你珍视自由。 要感谢 Jeanne Rasata 管理此项目，编辑书目，排版文字，并建立目录。还要感谢 Karl Berry 协助解决 Texinfo 技术问题，以及 Kyle Winfree 设计和排版此书的封面。
理查德·斯托曼 |